东西问丨莫毅明：中国数学研究如何借助国际交流飞速提升？******
中新社香港1月30日电 题 ：中国数学研究如何师夷长技飞速提升？
——专访香港数学家莫毅明
中新社记者 韩星童
1980年，莫毅明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期间 ，遇到了首批来自中国 的留学生 ，他们一边汲取新知识用于推进自己 的学术研究 ，一边将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介绍回国 。莫毅明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推动国家数学发展的动力和梦想。
不久前 ，莫毅明获得2022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他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回溯自己的数学梦 ，也梳理中国数学如何从改革开放前的落后状态，师夷长技，奋起直追，取得丰硕成果。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 ：可否谈谈您是如何踏上“数学之旅”？这一过程中 ， 是否有对您影响深远 的人？
莫毅明 ：我父亲对数学感兴趣 ，我很小 的时候就希望做一些对中国有贡献、对中华文化以及文明有贡献的事情。我小时候资源很少，都 是从图书馆借书回来看，或者看高我一级的姐姐 的课本 。那时候数学刚经历改革 ，从旧数学过渡到新数学 ，我恰好 是在这个关口，我姐姐那一年还是念旧数学 ，我就开始念新数学，她的旧数学教材我就拿来念 ， 是比较以解题为中心 的，比如平面几何 ，我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着迷。我既学了非常有内容、比较古典的数学，也受到新数学几何集合论与数理学逻辑 的影响 。
我中学 的那位老师水准应该 是教大学的 ，他编写 的教材用新数学 的语言把旧数学 的内容放进去，还把一些新数学里的基础数学内涵较早地讲给我们听，比如线性代数、概率论等。我离开香港 的时候数学根底已经比较扎实了，范围比较宽，也比较深 ，所以到大学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学习研究院的课程研究了 。
中新社记者 ：您认为作为一个数学家 ，为何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也如此重要 ？
莫毅明：在很多大学，学数学可以拿文学硕士，也可以拿理学硕士 。其实 ，做数学需要有很多灵感和创造力 。因此 ，有人把数学看成是在文科和理科 的中间 。
很多数学家都有别 的能力，比如同时也是音乐家、画家等，而我就对文学很感兴趣。一个人如果对世界了解得比较宽，自然灵感来源就多了一些 。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理解数学之美？跟别的学科相比 ，它更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
莫毅明：“宇宙之大 ，粒子之微 ，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 ，生物之谜，日月之繁 ，无处不用到数学。”这 是华罗庚 的名言 。数学的美 是一种比较抽象 的美 ， 是可以用很简单 的方法叙述一个真理 ，特殊 的例子可以一个一个情况去解决 ，看通以后可以几句话就把很多的努力总结起来。它的美就在于简洁 ，而且要贯通 。
在数学的世界里面 ，要解 的问题总比能解答的人要多 。所以，只要有人类，数学这个学科就会存在 。这个追求过程无穷无尽 ，这也是吸引我的一个方面。
银河星空 。吴德军 摄中新社记者 ：从宏观角度来看 ，您认为数学研究需要怎样的环境？香港和国家整体的数学水准 ，跟世界最高水准相比如何？
莫毅明 ：数学要发展，要有很多有动力和梦想的人 。1980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 ，那段时间遇到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他们非常有动力地去学新 的东西 ，一方面 是自己做研究，另一方面是把这些新的内容介绍回国 ，我也一早就参与了这个行动 。当我在斯坦福大学写完博士论文后，第一个学术项目就是到中国科学院做了一个月的演讲，从学生的角度把一些比较新的东西介绍给他们，也是在那个场合，我开始认识一些后来的合作伙伴 。
今天跟1980年比较，中国在数学领域 的进步 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果 ，在某些数学领域达到了世界水准 ，人才也是辈出 。我对中国数学的发展充满信心。
要让中国的数学水准提升得更快 ，研究的环境 、交流 的环境 是重要 的，需要有一个开放 的环境 ，比如数学研究所举办研讨会或者数学会议 ，我们应该寻找更多机会跟国际上各方面优秀的人才分享彼此 的研究灵感 、成果 ，在互相交流 的过程中或许可以找到新路径 ，我个人也得益于有这种机会 。
2022年7月 ，第九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在南京举行，莫毅明通过视频发言。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您在香港和海外都拥有读书 、执教 的经验，您认为中西方在数学研究和相关人才培育方面，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
莫毅明 ：可以从大学学习中看出一些区别，中国可能比较重视每个领域的基础课程 ，这受到考试制度 的影响 。国外的考核方式灵活一点 ，我也吸收了这些经验并尝试在香港大学 的教学设计中实践出来。举个例子，研究生水准的课程 ，除了让他们去做一些习题 ，我还会利用口试形式。
在做研究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 是，学生有能力提出问题 ，也能够对别人提的问题作出比较迅速 的反应 。做研究往往是别人没有做过 的问题 ，所以需要在别人的知识 的基础上构思一些新的想法去做新 的题目。说一百句别人知道的话 ，比不上说一句别人没有说过 的话 。现在中国教育需要做的就是让学生有表达自己的机会，我个人试图让学生在表达自己的过程中 ，找到新 的方向或者解决问题 。
中国的数学文化很着重解题，解题是很重要的，但要创造新 的方向是要综合各个方面或者有崭新的想法。这种能力应该是通过别 的途径获得 的 ，跟有经验 的合作者交流 是很重要的 ，我非常鼓励国际上 的合作 。
中新社记者 ：您于2022年10月当选香港科学院副院长，也 是香港第五位获得未来科学大奖 的科学家，您对未来加强香港和内地 的科研交流与合作有何想法 ？
莫毅明 ：香港科学院涉及到很多别的学科 ，香港在哪一方面可以更表现自己 ，让全世界知道香港在自然科学方面是站在世界的很高 的水准，这些都是需要照顾 的地方。让香港科学院受到世界重视，这一点很重要 ，不纯粹是数学学科范畴 的问题 。
至于学科的建设 ，比较自由的交流形式 是最好的 ，前几年当然是因为疫情 的缘故交流有些困难 ，尽管可以通过网上形式 ，不过有很大 的区别 。数学非正式交流很重要 ，要是有一个访问学者，你跟他有共同的研究兴趣，如果他有机会哪怕一两个礼拜跟你讨论 ，能够达到的效果也往往远比开一个会好。
现在我可能更重视年轻人的培养，数学传承 的观念是很重要 的 ，因为这个团体不是很大 ，学问在不断创造 的同时也会流失一些学生，如果没有办法传承 的话(数学研究)可能就会停下来，别的团队会在这方面开展工作，中国可能就会失去一些有代表性的数学研究 的发展方向 ，所以这种传承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未来数学研究在发展新的方向 的同时 ，要保证一些已经在国际上有高水准的项目能够不断发展。(完)
受访者简介：
莫毅明 ，香港大学数学系讲座教授 ，香港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同时也 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香港科学院院士、副院长，致力于多复变函数论、复微分几何与代数几何 的研究，于去年荣获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是香港第五位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家，通晓多国语言。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 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 的学者之一 ，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 。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 。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 ，但全球范围内 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 是一项全球性 的进程 ，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 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 ；中国 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 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 。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 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 ，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 ，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 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 彭大伟 ：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 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 ：简单地说 ，我的回答 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 ，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 。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 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 ，这就 是一项全球性 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 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 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 ：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 ，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 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 是的 。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 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 的一个方面 。两者 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 ，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 是强调读古书 、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 ，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 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 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 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 的部分 ，中国共产党 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 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 ，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 的灾难时，国家做的 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 的共识。中国 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 。在这一意义上 ，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 的历史基础 。 我想补充的 是 ，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 的推动力 。基于此 ，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 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 ，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 ，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 。甚至在帝制时代 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 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 ，中国 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 的差别 。 彭大伟 ：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 阿尔布劳 ：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 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 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 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 ，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 的方式共存 ，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 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 ，共存是可能 的 。另一方面 ，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 ，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 的现实 ，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 的现实 。“修昔底德陷阱”关注 的是这样一种事实 ，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 。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 ，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 。与文明的冲突相比 ，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 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 。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 的共同之处 ，这就包括全球化 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 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 、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 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 、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 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 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 的崛起 ，或是新型武器 的发展 。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 ，最大 的风险不 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 彭大伟 ：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 ，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 ，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 的绝大多数地方 ，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 的方向 。“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 。的确 ，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 ，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 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 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 我认为 ，“统一 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 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 ，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 ，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 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 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 。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 的一项比较优势 。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 。孙睿 摄彭大伟 ：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 的要素 。而在过去50年间 ，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 。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 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 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 的人群 。我们需要明白的 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 的 ，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 的智慧 ，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 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 彭大伟 ：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 的进展是什么 ？ 阿尔布劳 ：过去十年最重要 的特点之一 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 的价值 ，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 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 ，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 的接受 ，正如近十年所发生 的那样 ，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 。(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探讨共同 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 ，2021年版) ，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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