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 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 ：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 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 的认同 。不同社会纽带 的背后是不同 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 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 ，城市 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 ，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 的职责 。这种类型 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 ，比较典型的 是昂热 。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 ，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城市 ，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 ，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 。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 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 是保护市民 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 ，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 的袭扰和领主 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 ，应对饥荒 、火灾和瘟疫 。因此 ，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 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 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 ，巴黎 、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

　　需要指出 的 是 ，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 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 ，相互排斥 。以巴黎为例，街区 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 ，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 。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 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 的设置 ，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 ，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 ，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 的构成 。具体来说 ，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 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 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 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 ，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 ，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 的记录 ，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 的信息 。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 ，行会 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 ，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 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 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 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 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 ，这 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 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 ，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 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 。相较而言 ，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 ，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 ，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 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特别 是城市空间的扩张 ，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 ，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 、职能多元 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 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 、大学等机构 。两座城市 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 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 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 ，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 的差异 ，巴黎和图卢兹 的市政街区在数量 、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 的理念和实践却 是一致的。街区 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 。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 、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 ，由区长、五十户长 、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 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 的市民显贵兼任 ，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 ，负责征召辖区内 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 ，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 ，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 。总之 ，以市政街区为框架 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 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 的监督和制约 ，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 ，市政街区 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 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 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 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 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 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 ，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 、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 ，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 的对象 。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 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 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 的分化和区长职位 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 ，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 ，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 的衰落 。其次 ，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 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 ，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最后 ，街区 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 。一方面 ，随着军事技术 的进步和军队 的专业化 ，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 、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 ，近代法国国力、军力 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 的威胁 ，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 ，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 ；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 ，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 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 ，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 ，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 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中国楼市拥抱新周期 或以现房销售推动行业转型******

　　(经济观察)中国楼市拥抱新周期 或以现房销售推动行业转型

　　中新社北京1月19日电 题 ：中国楼市拥抱新周期 或以现房销售推动行业转型

　　中新社记者 庞无忌

　　2022年中国房地产业出现罕见的深度调整，全行业经历了一次出清周期。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去腐生肌”之后，随着供求重新平衡，房地产业也有望走向真正的良性循环 。

　　楼市拥抱新周期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商品房销售规模从2021年 的近18亿平方米降至13.6亿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从2021年 的约18.2万亿元(人民币 ，下同)降至约13.3万亿元 。商品房销售规模创下多年新低 。同时，去年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首次出现同比负增长。房屋新开工面积、土地购置面积、房企到位资金等指标均大幅下滑。

　　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指出 ，尽管支持房地产发展 的几项重要维度(人口 、城镇化速度等)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市场面在2022年才真正显示楼市开始进入新周期。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也认为 ，近年来 ，房地产高位运行 是不合理 、不可持续 的 。由于一些长期变量发生改变 ，如人均住房面积 、人口老龄化等，房地产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高位增长了，“我们预判未来十年房地产以及住房新增部分规模在10亿平方米至12亿平方米左右 ，匹配相应房地产投资规模” 。

　　经过去年的深度调整 ，他指出，从总量上看，目前房地产市场正在接近合理区间。

　　经济学家任泽平也认为，房地产大开发时代落幕，进入存量时代。他指出，目前城镇住房套户比(住宅套数和家庭户数 的比例)已达1.09 ，供求基本平衡 ，未来多数城市将面临住房过剩 ，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 ，未来住房需求将有所收缩。

　　现房销售推动转型

　　在供给与需求重新平衡的过程中 ，新周期或将拉开序幕 。近期官方所提及的一项关键变化值得注意。

　　近日召开 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房地产工作重点总结为“稳预期 、防风险和促转型”。在促转型方面 ，会议明确指出 ，有条件 的可以进行现房销售 ，继续实行预售的，必须把资金监管责任落到位 ，防止资金抽逃 ，不能出现新的交楼风险。

　　从“卖楼花” 的预售制到现房销售 ，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现房销售有助于减少楼房烂尾及质量问题 ，对房企来说，也能引导其注重产品质量和高品质服务，引导房企稳健经营 ，降低杠杆和负债水平 。他认为，未来现房销售可能在重点城市的部分地块进行试点，或明确为土地出让的条件 。

　　不过 ，刘水提醒 ，从预售到现房销售 ，应该是缓慢的转换过程，不能“急转弯”或一蹴而就 。预售制在国内已有近20年历史 ，如果骤然切换至现房销售 ，可能会加重房企资金困难。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也对中新社记者表示 ，现房销售就不再有保交楼问题 ，这意味着未来的住房供应会更多强调民生保障 。李宇嘉也提醒 ，现房销售应该因区施策 ，因时施策 ，匹配各城市 的在售库存及未来几年的土地供应计划，不宜一步到位。

　　对于短期库存较少 的区域，李宇嘉认为 ，更适宜提前加大供地 ，再采取“新老划断”的模式 。对于短期库存较多 的区域来说 ，逐步在土地出让条件中明确规定现房销售试点 ，或 是可选择的过渡方案。

　　波动性弱复苏

　　近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中国针对房地产领域风险，着力稳定预期 ，提供合理流动性，放松过热时期的调控措施，积极扩大有效需求。未来中国房地产业稳定发展仍有足够的需求支撑。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也提出 ，2023年将以更大力度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提升市场信心 ，同时也明确将严控投机炒房。

　　倪鹏飞指出，2023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意外事件冲击 ，房地产总体走势将是波动性弱恢复。

　　张波则认为 ，房地产市场底部已逐步清晰，房价或在今年二季度企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