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而三命意 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 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 、中间和结尾 ，出现了三处观点句 ，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 ，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 ，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 ，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 。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 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 ，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 ，说明“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指出一个王朝 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 ，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 的主旨” ，把第二处称为“结论” ，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 ，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 。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 ，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 ，但更重要 的 ，他还有着深入一步 的看法：

　　这篇文章 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 ：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 ，这是一篇的主干 。其次，所谓“人事”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 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 是主干 ，后两处 是“人事” 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 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 的观点 ，确实都属于“人事” 的范畴 。但从观点 的抽象到具体 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 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 ，其间的关系又 是步步深入 的 。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 ，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 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 ，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 的具体内涵。也就 是说 ，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 ，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 ，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 ，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 ，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 的抽象和空洞 ，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 ，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 。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 ？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 ，忘栉沫之艰难 ，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 ，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 ，激六师之愤怨 ；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 ，众口吞声而避祸 。夫有一于此 ，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 ，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 ，强调了人的行为上 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 。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 的中观层面 。这当然 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 的 ，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

　　同光三年夏 ，霖雨不止 ，大水害民田 ，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 ，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 ：“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 、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 。”庄宗曰 ：“吾富有天下 ，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 ？”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 ，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 ，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 ：“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 ，其势自然也 。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 ，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 。终遣允平起楼 ，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

　　在这里 ，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 ，常常又 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 ，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 ，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

　　此外 ，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 ，“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 ，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

　　值得注意的 是 ，虽然庄宗后来 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还 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 。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 ，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 ，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 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这 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 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 的宏观和第二处 的中观来说 ，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 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 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 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 ，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 。我们固然可以说 ，作者强调了人事 的重要性 的同时 ，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 。我们没有意识到 ，在其论述 的递进过程中 ，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 。”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 的 ，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 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 的“天命”互为相通 ，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 ，认为是从“天谴 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 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 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 ，作为主宰者 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 ，可以借助自然灾害 ，对君王犯下 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 ，所谓“天谴事应” 。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 的挑战 。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 ，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 ，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 ，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 ，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 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 的桥梁 。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 ，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 是一件稀松平常 的事 。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 ，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 的史论中 ，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疫情防控新阶段也有新要求******

　　1月8日起，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 ，疫情防控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到“保健康、防重症”，从风险地区和人员管控转到健康服务与管理。根据“乙类乙管”及防控措施优化调整相关要求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及相关部门发布了第十版防控方案和第十版诊疗方案。

　　第十版防控方案和第十版诊疗方案，意在基于当前各地感染情况 ，指导各地做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切实维护民众身体健康安全 ，确保平稳有序实现转段 。3年来 ，在与不同变异毒株 的较量中，我国防控措施始终边研究 、边防控 、走小步、不停步。正式实施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当天，全国各地也根据此前中央有关精神 ，调整各类各项防控细则，积极主动为民众日常生活创造便利 ，努力恢复经济社会生产生活原有秩序 。出入境不再限制 、国内人员流动重新畅达 、餐饮堂食陆续恢复 、烟火气归来……熙熙攘攘的过年气氛填满了每个人 的心。

　　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政策正式实施，也对我国医疗系统 的应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补充基层医疗人员力量 ，加强各类药物特别 是小分子特效药物的储备，提升发热门诊和基层医疗机构新冠感染处置能力 ，加大力度推广疫苗接种等都将 是今后一段时间需要重点关注 的方向 。从长远看，进一步完善药物和疫苗研发体系 ，建立多点触发动态监测预警体系等，则事关我国公共卫生能力升级，同时也是补齐当前短板 的工作目标。

　　当然，新冠病毒感染降为“乙类乙管”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新冠病毒感染仍是传染性疾病 ，仍有可能发生毒株变异等特殊突发情况。为此 ，第十版防控方案也作出应对措施，明确在疫情流行期间将综合评估，企事业单位、工厂等选择性采取居家办公措施 ，幼儿园 、中小学和高等教育机构采取临时性线上教学等7条紧急防控措施 。这也表明新版方案未雨绸缪，以最大限度保障民众身体健康安全 ，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 ：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