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国乐 创造新“声”******
【热点观察】
作者：王秀庭（临沂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从钧天广乐到江南丝竹，从寄托文人雅士志向的琵琶到悠扬四方的竹笛，绵延千年 的国乐是民族文化 的音乐化呈现 ，勾勒出源远流长的气韵风华，彰显着包容并蓄 的文化风骨 ，陪伴着代代国人历经亘古千秋 。近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复兴 ，曾经一度陷入传承困境 的国乐 ，重新焕发活力 ，并不断创造新的传奇 。
原创民族音乐会《海上生民乐》 。新华社发
失传的民族乐器“复活”
欲先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要再现古老美妙的民族音乐，复原古老的民族乐器是基础。近年来，国乐振兴 的一个表现是很多失传的民族乐器“复活”了 。比如 ，中央民族乐团与敦煌研究院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等合作，先后复原开发出50多个品种 、90多件敦煌古乐器 ，如筚篥、箜篌 、凤首阮 、葫芦琴 、莲花琴、瑟、雷公鼓……让存在于莫高窟壁画中的敦煌古乐器走下壁画，重新在当下发出悦耳 的声音 。利用这些复原的古乐器 ，中央民族乐团 的艺术家们先后创作出《印象·国乐》《又见国乐》等民族音乐剧 。
除了复原古乐器 ，民族乐器也在不断改良，国乐正 是在民族乐器 的不断改良中一步步向前发展的 。比如，原山东前卫文工团的王惠然老师根据用于戏曲伴奏的二弦柳琴，制造出三弦及四弦高音柳琴，成为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中不可替代的弹拨声部高音乐器；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将传统二弦改良成高胡，使之成为广东音乐 的象征性乐器。
随着大量古乐器的复原和民族乐器 的改良，各种形式的器乐剧纷纷涌现。自2017年世界首部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诞生以来，各级文艺院团先后创作出《扬帆大湾梦》《天山南北》《帆影弦歌万千重》《滹源雅韵》等不同类型 、不同题材的民族器乐剧 。中国民族乐器原本只 是演奏音乐 的工具，民乐演奏家自古以来也是以演奏音乐为主 。而在器乐剧中，二胡 、古琴、竹笛等都被赋予了戏剧功能，成为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民乐演奏家不只演奏音乐，还要演绎人物 。在这种艺术形式中，演奏家不仅要有高超的演奏技巧和音乐理解力，还要具有较强 的表演能力。尽管挑战很大 ，但不得不说，这也推动了国乐 的创新 。
跨界融合换新颜
相较于音乐剧、舞剧、话剧等，民乐一直属于较为“冷门” 的艺术，曾经一度陷入萧条 。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是，民族乐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与现代音乐技法有效结合。
近年来，民族音乐人大胆创新，钢琴 、小提琴 、大提琴 、爵士鼓 、电吉他等西洋乐器 ，都被他们拿来和琵琶、二胡 、竹笛 、中阮等地道的中国乐器“对话”，创作出大量具有跨界曲风的国乐新作。
比如，上海民族乐团等出品 的《海上生民乐》 ，打破传统民族音乐会 的观演模式，融合书法 、国画等多种文化元素 ，通过数字化多媒体技术，拓展表演场域 的边界 ，以声 、景交互融入现代审美意识，构筑起多元交融的立体视听现场，掀起数字时代海派民乐 的新浪潮。不仅如此 ，《海上生民乐》还以先锋姿态，开创了民族音乐领域 的首个驻场演出 。
除了《海上生民乐》 ，前面提到 的《印象·国乐》《又见国乐》《玄奘西行》等作品都 是跨界融合的成功之作。它们无不融合了多种表演形式 ，对民乐进行了全新演绎 ，创造了国乐新华章，处处彰显着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中国精神 。
传统民乐还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 ，形成了深受年轻人喜爱 的国风音乐 。国风音乐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流行与古典曲风的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 、编曲配器上，呈现出浓郁 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2022年某音乐研究机构《国风音乐内容生态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1年，播放量过亿的爆款国风音乐有51首 ；国风歌曲播放量是2019年至2020年 的两倍多 ；播放量破百万 、千万 的作品数量呈上升趋势。不断涌现 的国风音乐作品，既体现出创作者强烈 的文化自觉意识 ，也说明国乐在现代社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线上直播开辟“第二舞台”
今年8月，中央民族乐团的百余位艺术家集体入驻抖音，努力在线上开辟“第二舞台”，开创国家级院团乃至全国专业艺术院团 的先河 。这 是国乐积极拥抱网络直播等新传播方式 的一个缩影。
除了中央民族乐团这样的国家队，已经“开播” 的还有大量来自民间 的民乐人。近日，抖音发布的《2022抖音民乐直播数据报告》显示，截至目前，抖音直播覆盖民族乐器种类87种 ，观看人次突破61亿。过去一年，抖音民乐类直播场次超过178万场 ，同比增长95% ；累计直播时长达233万小时，同比增长101%。以一场演出时长1.5小时计算 ，相当于每天有4270场民乐演奏会在抖音上演 ，平均每场观众2319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 ，疫情前一个一线城市每天的线下演出不过100场左右。
网络直播为民乐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一方面，民乐人通过直播可以获得打赏收入，找到了民乐 的“市场蓝海” 。过去一年 ，有87% 的抖音民乐主播能够获得打赏收入 。其中，如独弦琴 、箜篌 、埙等相对小众的民族乐器也创造了上万级别 的“票房” 。另一方面 ，一些小众、濒危 的民乐类非遗通过直播重新获得关注。比如，少数民族京族 的特色乐器独弦琴 ，全中国会弹 的人一度只有个位数 。如今，独弦琴非遗传承人赵霞已在抖音收获40多万粉丝。依靠直播打赏收入，赵霞运营起2个独弦琴非遗教学点 ，保留住了独弦琴 的传承之火。
国乐渐成“国潮”
“血脉里 的基因被唤醒 ，怎能不爱这荡气回肠 的音乐。”去年 ，民乐短视频《兰陵王入阵曲》一经推出，立刻火遍全网，在主要受众为Z世代的B站上，点击量超过1300万次 。
成为爆款的不只有《兰陵王入阵曲》。在B站上 ，民乐区近年来一直格外火爆 。年轻的UP主们用民乐对动漫 、影视、流行歌曲进行改编 ，很多作品不仅成为流量担当，也通过Z世代 的积极转发持续“破圈”传播 。而主流民乐从业者亦在努力推动民乐艺术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比如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游戏相结合 ，为某款游戏推出的主题音乐《赤焰之缨》，不仅再一次拓展了民乐 的可能性 ，更在一帮90后 、00后中掀起了一股民乐热。除此之外，一些国乐作品还火到了海外 ，比如，一个名为《左手指月》的中国女孩弹奏古琴 的视频 ，仅在YouTube上就有上千万 的播放量 。可以这么说，曾经被视为“老套”“保守”“不好听” 的民乐，正向世界发出最“潮” 的自信之声 。
当然，国乐的传承和创新永无止境。如何用原创作品为国乐带来更多可能，进一步激活民族音乐所承载 的传统文化底蕴，这应该是民乐从业者接下来认真思考的新课题 。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结项成果【17CCYJ27】）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13版）
谢新洲等 ：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 。即时通信 、网络视频 、短视频 、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 。新媒体凭借其空前 的传播 、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 、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 、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 ，更 是一种网络化 的媒介环境 、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 ，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 的日常生活 。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
内容多元化 ：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 ，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 、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 ，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 的多元性 。在参与式文化 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 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 ，人工智能、传感器 、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 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 。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 ，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 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 。“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 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 ，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 、连接 ，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 。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 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 。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 ，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 。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 的结构形态 、拓展基于社会关系 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 、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 ，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 、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 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 ，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 的内涵 。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 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 、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 的效率和效益 。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 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 ，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 ，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 。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 、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 ，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 的合作框架 ，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 、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 ，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 、话语平等 、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 ，平台将广大 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 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 、审核 、分发、变现 、评估的中心 。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 的商业版图 ，将用户、数据 、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 ，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 ，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 的存在 ，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 ：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 ，特别 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 。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 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 、关系网络化 、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 。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 ，“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 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 的数字化 、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 的网络化 ，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 ，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 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 。数据不再仅仅 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 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 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 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 ，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 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 、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 。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 的方式和维度 ，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 ；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 的生态化取向 ，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 ，在新媒体社会嵌入 的趋势下 ，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
多元化带来 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 的发展，特别是平台 的兴起 ，带来内容生产 、分发、传播 、消费机制 的变革 ，重塑公共舆论 、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 ，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
在公共舆论方面 ，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 、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 ，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 的 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 、社会化 的内容生产 。开放 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 的内容规则 ，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 ，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 、传播 、交流和互动中 。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 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
在网络文化方面 ，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 ，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 的身心健康 ，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 。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 ，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 ，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 ，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 ，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 的新媒体平台上 ，传播 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 的网络舆论场域中 ，依托算法 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 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 、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 。此外 ，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 的规制影响较大 ，这就导致舆论 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 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 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 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升治理能力 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 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 的管理 。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 的信息沟通和对外 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 、资源浪费等现象 。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 、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 ，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 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 ，提升了主流声音 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 的透明度。
然而 ，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 ，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 ，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 ，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 ，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 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 ，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 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 ，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 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 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 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 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 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 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 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 的关键资源 。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 的“武器” ，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 、意识形态 、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
从经济层面看 ，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 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 、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 的方方面面 。国家和地区之间 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 、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 的制裁 ，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 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 ，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 的网络空间 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 的持续快速变动 ，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 的当下 ，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 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 、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 的焦点 。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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