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驻蓉驻渝总领事成都共话交流合作愿景******
中新社成都2月2日电 (记者 岳依桐)“饮食文化是日中两国民众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 。成都市民对多元饮食文化非常包容，消费力也不断提高 。很多日本相关领域 的企业都非常关注成都市场。”2日晚，日本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事高田真里在成都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
当晚 ，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3年领事官员新春联谊会上，来自19个国家 的驻蓉驻渝领事官员齐聚一堂，共话交流合作愿景 。多位总领事看好成都乃至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前景 ，冀深化往来。
新加坡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陈子勤对新加坡与四川在创新领域 的合作信心十足。他认为，尤其是在两地年轻人充满创新精神的当下，政府应该加强支持力度 ，通过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 ，鼓励他们寻找机遇 、发挥潜力 。
“2023年应该 是非常忙碌 的一年。”匈牙利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事葛凯达笑道，随着线下商务活动、文化交流活动频率提高 ，领馆将不遗余力地推动匈牙利和四川在多领域深化合作 。“汽车、医疗设备 、绿色能源等产业是匈牙利 的优势产业，期待与四川在这些行业合作共赢。”
“目前在四川投资的荷兰企业数量约40家，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一数字能够实现增长 。”荷兰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事包适告诉记者，对于荷兰企业而言，2023年是挖掘在华投资机遇的一年，随着人员往来 的恢复，企业之间的交流也更加方便。“相信企业家们来到四川 ，了解这里的市场活力后，投资也将随之而来。”
包适表示 ，在文化交流领域 ，荷兰和中国的艺术家也能为双方民众带去更多艺术享受 ，从而深化交流。“我们对旅游业 的发展也十分乐观，热烈欢迎中国民众到荷兰旅游 ，感受荷兰文化 。”
当晚 的活动还发布了《“家在成都”生活指南》。该书包括“初来乍到怎么办 、玩转蓉城大攻略、工作创业要找谁 、家在成都要知晓”等主题，旨在助力中外“蓉漂”更好在成都工作生活 。(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 ？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 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 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 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 ，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 ，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 的行动力度 。“双碳”目标 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 是全球气候治理 的重要基石 。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 的原则 ，1992年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 ，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 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 ，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 ，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 是贫穷 ，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 、有包容性和有弹性 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 的框架中 ，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 ，但如今 ，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
刘亮 ：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 的“硬骨头” 。此前 ，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 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 ：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 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 的集体承诺 ，这 是一种背信行为 ，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 ，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 ，1000亿美元 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 。但同样重要 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 ，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 的投资水平 。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 ，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 的差距仍是谈判 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 的基石 ？在您看来 ，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 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 ，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 ，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 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 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 ，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 。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 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
斯特恩 ：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 ，尤其在过去几年 ，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并停止为其他国家 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 ，中国 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 的好时机 。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 ，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 ：“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 、包容性和弹性 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 、更好 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 ，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 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 ，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例如，高碳企业 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 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 ，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 ，清洁技术 的投资和零碳转型 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 ，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 。面对疫情的暴发 ，您对气候变化问题 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 ，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 ，并日益影响我们 的周遭环境 。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 、更具包容性和弹性 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 的风险 ，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 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 、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 的投资方向 。
刘亮：去年 ，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 。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 的进展 ？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 ：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 ，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 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 ，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 的承诺。
COP26取得 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 的减排承诺 ，并共同制定一项新 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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