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原野》追忆——记南海影业公司第一部故事片******
金兆龙
影片《原野》中的主要演员。1981年 ，中国新闻社创办的南海影业公司第一部电影故事片《原野》摄制完成 ，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时光流水 ，此事已过去了31年 ，现将当时摄制这部影片的前前后后有关情况追忆如下。
中新社电影业务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当时仅限于拍摄一些介绍中国大陆的风光纪录片、地方戏曲片以及侨乡面貌的影片供旅居海外的广大侨胞观看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为广大侨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同胞回到祖国探亲观光提供了极其便利 的条件 。为此，中新社的电影业务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当时中新社主管电影部工作 的吴江副社长十分关心电影部的改革和发展，根据廖承志同志关于侨务外宣工作的指示精神 ，提出了拍摄电影故事片的设想。吴江副社长找来当时电影部的导演凌子 ，共商电影故事片 的拍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决定将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 的话剧《原野》搬上银幕。影片《原野》由中新社电影部凌子导演 ，并请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电影摄影师罗德安担任摄影。影片 的其他摄制人员从北京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暂借。电影部由我和伊铁士 ，吴青青，付铮等人分别参加了该部影片 的导演组和摄影组工作。
1980年 的初夏，我们摄制组一行来到了黑龙江五常县一个偏僻的林区小镇——山河屯 。外景地之所以选择在这里 ， 是因为这部影片中有许多场戏需要在成片的桦树林中拍摄，我们摄制组在那里得到了山河屯林业局 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摄制组在林区拍摄期间，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在夏季，林区有一种蚊子，俗称小咬 ，这种蚊子叮起人来十分厉害，就连上厕所也会向你发起进攻 ，当时摄制组许多人都被叮得全身红肿。每天清早大家带上一些干粮一拍就 是一天，即使有时送饭也十分简单。辛苦一天工作下来 ，浇上一桶黄黄 的井水就算洗了一个澡 ，马上又投入到第二天 的准备工作。即使这样大家也都毫无怨言 ，因为拍摄出一部好 的影片 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
摄制组的到来，为山河屯这个小镇增添了许多欢乐 。每次拍摄时 ，总吸引着周围众多 的居民前来观看 ，因此维持拍摄现场秩序成了一大难题。记得在拍摄娶亲这场戏时，需要一些群众演员 ，消息一传出 ，就招来了大批的应征者，这些从未上过镜头 的群众演员，在表演上 是那样 的朴实 、自然 。一次 ，剧中需要找一个演侦缉队长的群众演员，找了半天，找到了中新社在剧组担任会计 的韩海滨 ，通过拍摄这组镜头，他居然还找到演戏 的感觉，并迷恋上了演员 的工作。
东北的冬季是严寒的 。进入11月份，漫天的大雪纷纷而至，外景地被厚厚 的积雪所覆盖 ，这种天气为拍摄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从驻地到外景地，为了运输众多的摄影器材和道具，必须在厚厚的积雪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再加上外景地积雪的清扫 ，使得制片部门 的工作十分繁重。寒冷 的天气也给演员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演员为了戏中的需要 ，在零下十几度气温仍要穿着单衣拍摄。特别是扮演白傻子的演员两只胳膊还要裸露在外，冻得他满身起了鸡皮疙瘩 ，有时不得不喝上几口白酒来御寒。对于外行人来说 ，人们都觉得当演员好风光，但演员为艺术吃苦 的精神却鲜为人知。
东北冬季 的寒冷和缤纷的大雪使得我们摄制组不得不挥师南下，来到湖南长沙 。在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大力支持下，在摄影棚里完成了剩余镜头的拍摄工作 。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 ，我们剧组多次登门拜访《原野》的原作者、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征求他对电影剧本和拍摄的意见 。曹禺先生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原野》搬上银幕十分关注 ，并就影片的艺术创作不时地与导演和演员交换看法 。影片双片(送审片)完成后，他不但认真地观看了全片，还十分仔细地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
影片《原野》摄制完成后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都争着先睹为快。由于没有公开放映，只 是在内部试映，所以总 是难以满足众多观众 的要求。随着影片《原野》在社会上影响日益扩大，这部影片 的风波也是一起接着一起 。其中议论最多 的就是谣传《原野》有两个版本 。此事甚至引起政界高层 的关注，并调看了此片 。作为该片的剪辑之一，我对此事最有发言权，因为每拍摄一批镜头，冲印出来后 ，都要经过我进行分场编号和初剪 ，在我 的视野中从未见过社会上谣传的镜头，我想这些谣传可能就是因为影片中有场男女主角所谓的“床上戏”引起 的。其实这场戏导演处理得很含蓄 ，比起现在一些影视片在表现这类戏时，要文明得多，也严肃得多。
影片《原野》得到了廖承志同志亲切的关怀和支持 ，1981年10月，影片《原野》即将在香港上映，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的廖承志亲切接见了即将赴香港参加首映式活动的影片导演凌子，男女主角杨在葆、刘晓庆以及兼任南海影业公司总经理 的吴江副社长。在接见中，廖公勉励他们要多和港澳文化界人士发展友谊 ，进行艺术交流。廖公还对他们说 ，《原野》一片将会受到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 的欢迎，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拍出更多 的好影片 。
影片《原野》在香港上映期间，受到了香港同胞的热烈欢迎，香港的媒体好评如潮 。《华侨日报》载文称“《原野》叫好又叫座” 。《新晚报》评论说“《原野》 是一部非常严肃 、文学性很强 的影片” 。《大公报》和《明报》都刊出影评 ，赞扬男女主角演技高超。《南北极》杂志发表专文称 ，“《原野》 是文革以来最出色的中国电影”。
影片《原野》在国际上也受到了极大 的关注，应意大利电影艺术协会 的邀请 ，导演凌子携片前往意大利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得了“最受推荐影片”奖的荣誉 。
值得一提 的是 ，电影《原野》因种种原因一直到1987年2月才获准在国内公映 ，但仍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 ，在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评选中 ，该片荣获最佳故事片奖。
时值31年后 的今天，回忆起中新社第一部电影故事片《原野》摄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影片《原野》第一次将中国新闻社南海影业公司推向社会 ，亮相于中国电影界 。随后南海影业公司又推出了《精变》 、《春桃》、《老店》和《北京故事》等一批杰出电影作品 ，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历程 。
(历史资料)
人工智能如何做到可信、可用？专家热议：把责任归结到个人****** 中新网北京12月11日电 人工智能治理的理想状态， 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做到可知、可信、可控 、可用 。而在现实中，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虽然非常强大，但 是离完美 、完善仍有相当 的距离。从技术角度和技术应用角度 ，人工智能 的发展如何做到扬长避短 ？ 近日 ，在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上，专家围绕该话题进行了讨论 。  中国工程院院士 、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认为，现阶段很多技术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过早地说这个不能用 、那个不能用 ，可能会抑制技术本身的发展。但反过来，如果什么都不管 ，也不行 。 “因此，现在更多还是从道德层面多进行引导。同时，做技术 的人 ，也要尽量把一些可能 的风险 、抑制工具，即约束风险 的工具，尽快想明白。自己也做 ，同时号召大家做，两者结合 。”他说 。 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国强教授、首席研究员聂再清认为，我们要保证能够创新，但同时不能让创新对我们 的生活产生破坏性 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 是把责任归结到个人。 “技术 的背后是有人在控制的。这个人应该时刻保证工具或创新在危险可控 的范围内。同时 ，社会也要进行集体 的监督 ，发布某个产品或技术 ，要能够召回 、撤销。在创新和监管之间 ，当然 是需要平衡的，但归根结底，还 是要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他指出 。 瑞莱智慧RealAI公司联合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田天补充道 ，在技术可解释性方面 ，需要去进行技术发展与相应应用场景的深度结合。大家需要一个更加可解释 的AI模型，或者更加可解释 的AI应用 。 “但我们真正想落地的时候 ，会发现每个人想要 的可解释性完全不一样 。比如：模型层面 的可解释 ，可能从研发人员角度觉得已经很好了 ，但 是从用户 的角度 是看不懂的，这需要一些案例级的解释，甚至通过替代模型等方式进行解释 。因此，在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可解释能力 ，以及不同 的可解释级别，这样才能让技术在应用场景发挥最好的作用。”他说。 将伦理准则嵌入到人工智能产品与系统研发设计中 ，现在是不是时候？ 高文认为 ，人工智能软件 、系统应该有召回 的功能。如果社会或伦理委员会发现这样做不对，可能带来危害 ，要么召回，要么撤销 。 高文说，应用 的开发者 ，系统提交或者最终用户让他去调整 的时候 ，他应该有责任。如果开发者发现已经踩线了 ，应该给他一个保护机制 ，他可以拒绝后面 的支持和维护 ，甚至可以起诉。“不能只说哪一方不行，光说 是开发者 的责任 ，他可能觉得冤枉 ，因为他只提供工具，但有时候 是有责任 的 ，只是说责任怎么界定。”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建立一些红线 。”田天建议 ，比如，对于人工智能的直接滥用 ，造假 、个人隐私泄露 ，甚至关联到国家安全 、生命安全的，这些领域一定要建立相关红线 ，相应的惩罚规定一定要非常清晰 ，这 是保证人工智能不触犯人类利益的基本保障 。 “在这个基础上 ，对于处于模糊地带的，希望能留有更多空间。不光 是从限制角度 ，也可以从鼓励更加重视伦理的角度 ，促进合规地发展。”田天称 。 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AIIG)承办，中国新闻网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机构支持 。(中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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